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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潘汉年的悲剧》这本书，我对潘汉年的悲剧既同情又惋惜。潘汉年在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立了大功，这是肯定的。潘汉年又因为自身的错误，主要是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优柔寡断造成了后来的悲剧。潘汉年有功也有过，肯定他的功大于过。
潘汉年虽然在情报战线上风生水起，但是有时也不尽如意。正当他在坐镇淮南根据地，有效地遥控领导上海的情报工作的时候不知是由于密码问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和李士群、胡均鹤联络的电台没有真正联系上。仅收到过他们的一次短波，而且翻译不出来。按他们提供的密码发报，也没有回音，实际上和李士群、胡均鹤的电讯联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必然要影响地处汪伪政权鼻子底下的新四军的军事决策。
转瞬之间到了4月份，来自各方面的消息，以及新四军各部与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迹象表明，日伪军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然而，这些局部的情报消息和军事活动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绝非是判断日伪军是否进行“扫荡”的必然根据。若想确切获知敌伪军的军事行动计划还必须借助于打入敌人决策机构的内线。可是，恰在这时和李士群、胡均鹤的秘密联络中断。怎么办？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找来了潘汉年，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指示：为确保新四军首脑机关决策的正确，必须对宁、沪二地的情报网系统做出新的部署。
这对潘汉年而言，是责无旁贷的任务。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和有关的同志反复进行磋商，向饶漱石提出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重新部署那边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
饶漱石当即批准了潘汉年的建议。“于是，潘汉年带着交通员等越过根据地前线的封锁线，再次冒风险经镇江到达上海。”
潘汉年安全抵达上海之后，遂和打入日本“岩井机关”的刘人寿同志取得联系，详细地了解了这一段上海情报战线的工作情况；接着，他又通过关系约见胡均鹤，提出和李士群见面，对一些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胡均鹤告之：时任伪江苏省主席的李士群不在上海，要和李会面必须去苏州。潘汉年当即决定：要胡均鹤安排他明天就去苏州见李士群。胡均鹤欣然答应了。
自然，潘汉年也不曾想到这次苏州之行，上了胡均鹤和李士群的一个大当，他不曾料到就是这个胡均鹤，在事后的联系中与李士群合谋作了手脚，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恰恰又是这块心病，促使毛主席同志于1955年4月3日下令逮捕了他。并由此铸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悲剧。使他至死也未翻过身来！
翌日清晨，潘汉年自上海登车西去，不到中午就到了苏州。出乎潘汉年意料的是，李士群的家人说：李因事赶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潘汉年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当即就觉察到了李士群突然去南京的行为异常。因为从常理而言，潘汉年走情报交通线，经镇江去上海，镇江伪特工站站长刘毅必然会向李士群报告；即使刘毅疏忽了，潘汉年到达上海见到胡均鹤，并提出约见李士群的要求之后，胡均鹤也一定会利用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长途电话，直接向李士群报告的。但是，李士群为什么知而不见，反而借有事躲到南京去呢？既然是躲到了南京，又为什么还要潘汉年赶到南京和他见面呢？……这一个接一个的谜团困惑着潘汉年。
潘汉年当机断定：李士群如此而为是有重要的政治目的的。但其重要的政治目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不得而知。只是在他那困惑的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个谜团。他立时变得犹豫起来一一而又不能在同行者胡均鹤的面前有所表露。他严肃地问胡均鹤：
“他为什么突然要去南京呢？”
胡均鹤为难地摇了摇头。从他的表情看，还是十分可怜的样子。
然而，潘汉年是绝对不相信的！他作为一位情报高手，没有必要当面戳穿胡均鹤与李士群合演的这幕丑剧。
接下来，潘汉年必须当机立断；他还去不去南京找李士群。
就情报工作的常规而言：潘汉年绝不应该去南京。但是，从情报工作的另一常规来说，只要潘汉年作出回上海或回淮南根据地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和李士群、胡均鹤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完全终止。可是，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李士群、胡均鹤的情报关系，获知日伪军队是否在近期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一时间，潘汉年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旋即，潘汉年又想到去南京会有什么危险没有？他认真地分析了李士群和胡均鹤的政治处境，认为他们如果敢于向日本主子供出自己的直实身份，无疑于在其主子面前自我暴露了“两面人”的政治本色。换言之，他们这些没有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是决不敢迈出这一步的。结论！去南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潘汉年几经利弊相较，最后毅然决定：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为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毁于日伪“扫荡”的战火中，他挺而走险赴南京去见李士群。
然而，潘汉年脑海的谜团依然没有解开。相反，随着开往南京的客车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谜团也越来越困扰着潘汉年，并化做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李士群和胡均鹤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样的迷惑药呢？为了破解李、胡二人精心炮制的这剂迷惑药，还必须先从李士群不利的政治背景入手：
李士群恣意用权的行为，不仅为同僚、部属所忌恨，而且更为汪伪政权的第三把手－一李士群形式上的领导周佛海所不见容。因此，他在汪伪政权中的上下左右，树的政敌是很多的。这样一来，他必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了。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亚两大战场上的局势，对德、意、日一方是很不妙的。希特勒打败苏联的梦话渐渐难以兑现，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妄图把美国赶出太平洋的痴想已经无人相信。相反，太平洋战场上不时传来日本舰队失利的消息，又极大地冲击着汪伪政权。原先这些甘作日本奴才的民族败类，再次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寻找出路。其中，周佛海就与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立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认。对此，李士群也不甘落后，以更大胆的行动向重庆表示忠诚。例如，日本宪兵曾悬赏缉捕军统特务余祥琴，而李士群却设法包庇余，并在他的掩护下使余逃回重庆。结果，为日本人所查悉，从而获罪于日本人。加之，这时李士群和周佛海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日本侵略者决计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除掉李士群。
对此，李士群是清楚的。李如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进而击败周佛海这些同属汉奸的政敌，重新获得日本主子的宠信呢？他思之良久，唯有获得汪伪政权的最高权势者―一汉奸头子汪精卫的倚重。而获得汪倚重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潘汉年的南京之行。请看如下的事实：
潘汉年到达南京之后，随胡均鹤去李士群在南京的家里，结果又扑了空，说李去见汪精卫了。有意思的是，他安排贴心属下杨杰出面接待，有意“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并称他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潘汉年清楚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计谋，遂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静其观变。
翌日上午，李士群正式拜访潘汉年。就其常理而言，二人谈话的中心应是恢复中断的情报联系。而李似有意避开这一话题，大谈了一通日本人和重庆方面大搞所谓“和平运动”的事。对此，潘汉年漠然听之。这时，李士群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李士群等于向潘汉年和盘托出这次行动的预谋：“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潘汉年听后异常愤怒，因为李士群不仅采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弄到了南京，而且还要采取挟持的手段强迫他就范去会见汪精卫。他真想当场拒绝，拂袖而去。
也就在这一瞬间，潘汉年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是：“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有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扣人，死心塌地地反共。 自己的安危固然不必多考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有关'扫荡’根据地的情报”，从此也就变为不可能。但是，当他再一想到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遂又暗自说：“决不能轻易地把事情弄僵，从而失去争取、利用李士群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潘汉年想到了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会见敌方领袖人物方面是没有禁忌的。另外，他分析了汪精卫的政治处境，以及要会见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决定冒险一闯。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情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笔者按：上述潘、汪会见一段，引自尹联先生的专著。）
诚如尹联先生在其专著评说的那样，潘、汪会见时的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的见面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总之，潘汉年的南京之行是失算的。但是，在敌人的心脏中从事情报工作，哪有一次也不失败的常胜谋略家呢？另外，潘汉年不可能一一也不允许因此和李士群、胡均鹤斩断情报联系。他只有因势利导，努力去完成华中局和新四军党委交给的情报任务。所以，他把这次失败的不快情绪压在心头，所以，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又驱车驶往上海……。
董慧看到丈夫潘汉年回家了，她却明显地感到潘汉年的情绪十分的低落，而且也没有昔日久别重逢的那种热情，更听不到潘汉年那山南海北、天上地下的神侃。起初，她认为潘汉年的工作过份紧张，是过度的疲劳所致。所以她总是以女性那特有的抚爱，使潘汉年那高度紧张的精神松弛下来，为下一步更加紧张地战斗积蓄力量。然而她的所有努力都没达到应有的效果，潘汉年依然没有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她知道这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缘由，但她也只有不安地问道：
“是身体不好吗？那就在上海多住几天吧。”对此，潘汉年能说些什么呢？他没有找到一句令董慧满意的话语。他望着董慧急切等待回答的表情，最后只有微微地摇了摇头。
他沉吟片时，又痛苦地说道，“是我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
“难道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潘汉年沉重地摇了摇头。
对于潘汉年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董慧是十分敬佩的。同时，她又清楚地知道，潘汉年勇于自责的失误，无疑是有关情报工作的。当她再联系到潘汉年的南京之行，问题应该是严重的。她作为潘汉年最可信赖的战友，真想为敬重的人儿排解忧愁，而这就需要把南京之行的失误弄个明白。也就是在这同时，情报工作的严格纪律又像是警钟似地敲响－―不允许过问其他同志经手的情报工作！她由于潘汉年的失误，从而陷入了比潘汉年更加痛苦的情绪之中！
潘汉年理解董慧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他为了不给董慧留下思念中的痛苦，或许也是为了和董慧相商如何处理和汪精卫相见这件事，几经斗争，他还是把这次南京之行的经过，全都告诉了董慧。接着，他又心情沉重地征求董慧的意见：
“会见汪精卫这件事，是超越了我的权限，一旦被重庆方面侦知这次相见，对我们党的形象，对新四军的影响，都是很不利的。你说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因此，她听了潘汉年的讲述之后，很自然地说道： “你回到淮南根据地后，立即把南京之行向华中局、向党中央报告，我相信党组织是会理解你的。至于南京之行可能引发出的不利后果，党中央也会采取补救办法的。”
潘汉年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算是赞同董慧的意见。
但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使得潘汉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南京之行的机会，加之其他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最终铸成了建国以后他个人最大的历史悲剧。
综览潘汉年悲剧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其个性特征造成的：其一、犯自由主义，他在受党中央派遣莫斯科之行时，应该把共产国际给入中共的密码迅速带回，而不应该听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去找陈立夫的代表谈判，因为你是党中央派往莫斯科的，应该以党中央的指示为主。其二，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本来在会见汪精卫这件事情发生后，应该迅速向中共和毛泽东汇报，以便中共首脑机关作出正确决断。可是他错失良机，以至于后来被迫检讨，使毛泽东认为潘汉年对革命不忠，对党隐瞒，因此酿成了他自己后半生的悲剧。
潘汉年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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